对于男性而言, 爱情的主题是荷尔蒙而非家庭?丨《正常人》译者钟娜

来 源:网络整理移动版2020-08-01 字号:


“女性面临的困境之一,其实是家人、陌生人、网友、社会、法律不把你的困境当作困境。”在《正常人》译者钟娜看来,这种拒绝承认女性困境的舆论环境,会导致女性对自己的情绪和经历产生怀疑,从而产生自我否定。




讲述者丨钟娜

整理丨何安安


有关女性的遭遇和困境,总能引发一系列的关注和争论。因为诸多原因,女性所遭遇的困境,往往比男性更为令人深省。特别是PUA、性骚扰、传统观念的禁锢等一系列女性困境频频成为社会热点的当下,女性的自我救赎就显得尤为重要。


2017年,90后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的《聊天记录》一经出版,便备受欧美文坛关注,鲁尼也因此被称为“社交媒体时代的塞林格”。在这部作品中,鲁尼讲述了21岁的爱尔兰女大学生弗朗西丝与一位已婚过气男演员尼克之间婚外恋的故事。在书中,鲁尼准确捕捉了弗朗西丝的精神与生理状态,出色地描写了一个有才华、但有自残倾向的年轻女人。这本书经由译者钟娜翻译成中文于去年在国内发行,同样颇受赞誉。


上周,在萨莉·鲁尼的新一部作品《正常人》出版之际,再次担任译者的钟娜做客中信大方主题分享活动“末路狂花们,一路狂野下去吧”,在线上与读者就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困境以及女性的自救等话题进行了分享。


钟娜,中英写作者、译者,译有《聊天记录》《我们所失去的,我们所抛下的》《正常人》。

钟娜认为,“女性面临的困境之一,其实是家人、陌生人、网友、社会、法律不把你的困境当作困境。”而这意味着女性将要因此承受更大的压力和困境,“这种拒绝承认女性困境的舆论环境,会导致女性对自己的情绪和经历产生怀疑,从而产生自我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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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典型女性困境:

婚恋困境和经济困境

要谈“自救”,就需要先对困境进行定义。钟娜首先提出,困境可以是一个或一连串来自内部或外部的事件,它们导致事态离主人公期望或需要达到的目的越来越远。钟娜以《傲慢与偏见》和《包法利夫人》为例,讲述了两种不同的困境。

钟娜说:《傲慢与偏见》里,伊丽莎白和她的姐妹们没有遗产继承权,父亲离世后面临被扫地出门的危险,因此她们需要找到一个好人家。然而伊丽莎白首先拒绝了拥有遗产继承权的堂兄,拒绝了年收入不菲的达西,差点被军官威克汉姆所迷惑,威克汉姆最后还把她妹妹拐走了,导致她们家庭的社会声望更加岌岌可危——这是一种困境。《包法利夫人》里面,热衷于阅读浪漫小说的艾玛,不满足于自己平庸的生活,怂恿医生丈夫进行他不在行的手术,手术失败后对丈夫彻底幻灭,于是用一种最平庸的方法脱离平庸,那就是出轨,然而她的真心却被情人辜负,心碎的同时债台高筑,最后不得不服毒自尽——这是另一种困境。


电影《傲慢与偏见》(2005)剧照。


但这两种困境并不相同,因为艾玛在困境中越陷越深,最后唯有自尽才能解脱。而伊丽莎白的故事则柳暗花明,最后的结局皆大欢喜。钟娜认为,这两部作品体现了两种非常典型的女性困境:婚恋困境和经济困境。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德伯家的苔丝》的苔丝,《战争与和平》里的娜塔莎,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都是女性在诸多因素的驱动下私奔、失贞,并且失贞往往发生在暗处,写得非常含蓄隐晦,这种“不能言说”,反证出失贞其实是她社会名誉的破产。这种困境的反复出现说明了当时的女性生活正是受到这两大因素的约束。

钟娜进而谈到,随着女性得到部分解放,这两个主题并没有消失,而是出现了变体。比如在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系列中,女主人公埃莱娜和莉拉的部分困境仍然来自婚恋和经济。莉拉因为家境贫困,无法继续上学,只有嫁人。埃莱娜有幸得以继续学业,最终成为作家,但仍然免不了在感情和欲望中挣扎。钟娜认为,相比之下,埃莱娜和莉拉更接近当代的独立女性,她们拒绝被困境征服,拒绝所谓命运的安排,就像埃莱娜对莉拉的评价说的那样,“她总是去主动获取她想要的东西,让她激情的东西,她总是竭尽所能,根本就不害怕别人的鄙视、讥笑和唾骂,也不害怕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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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关系和身为人母,

是近些年来较为新颖的女性困境

母女关系和身为人母则是近几十年来文学中逐渐出现的较为新颖的女性困境。“母女关系这个主题其实穿插了埃莱娜·费兰特的所有小说。”钟娜依然以“那不勒斯四部曲”系列为例,她表示,在那不勒斯四部曲里,埃莱娜的母亲其实是有些嫉妒的,不认可女儿获得的成就,她曾经告诫女儿,“你是我这个肚子里出来的,你本质就是我这样的,所以你尾巴不要翘得那么高。你永远不要忘记,假如你很聪明,那也是我生你生得聪明,我和你一样聪明,或者比你更聪明。”

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2020年)剧照。


钟娜说,在费兰特的前一部小说《被抛弃的日子》(The Days of Abandonment)里,女主人公惧怕自己大嗓门的母亲,因此时时刻刻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哪怕丈夫宣布爱上别人离开她,她也仍然将恐惧和愤怒困在体内,直到最后在密闭的空间里和自己进行了一场困兽之斗,才彻底走出自己的困境。此外,费兰特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小说,《恼人的爱》(Troubling Love)也是写的母女关系,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5月23日,我的生日那天晚上,我的母亲溺水身亡了。”

谈到生育和育儿困境,钟娜提到,近几年的作品之中,角田光代的《坡道上的家》、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的《成为母亲》,以及加拿大鬼才Sheila Heti的作品Motherhood,讨论的都是究竟要不要生小孩。是这些作品令女性恐育吗?钟娜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她看来,与其说这些作品让女性恐育,倒不如说,它们促使整个社会进行思考,如何从家庭、公司等各个社会单元对女性进行支持,而不是一味地报道,出生率悬崖式暴跌的新闻。


电影《傲慢与偏见》(2005)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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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男性而言,

爱情是荷尔蒙主题而非家庭主题

那么,只有女性存在困境吗?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

钟娜认为,在文学作品之中,男性困境大致包括人生意义的缺失,对艺术、美等抽象命题的追求,吸毒、犯罪、酗酒所折射出的精神上的迷茫和绝望等。钟娜补充说到,爱情也是男性的一大困境母题。如海明威的《再见了,武器》,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等等。但他们不会被自己的爱情所定义和束缚,爱情不是全部。对盖茨比来说,爱情甚至是美国梦的象征,因此爱情的发生地点不是在婚恋这个小框架里,而是在广阔的世界中。爱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荷尔蒙主题,而不是家庭主题。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在这里,钟娜特别强调,困境绝非男性或者女性所独有,“其实身为人类,男性和女性都有自身特有的和共同的困境。”在影视剧《伦敦生活》(Fleabag)中,有这样一段台词:“女人的疼痛是与生俱来的,是我们生理上注定遭受的罪。月经痛、哺乳痛、产痛,它们贯穿了我们的一生。男人则不用,他们的痛都要自己去寻找,所以他们编了一套上帝啊地狱啊的说辞,让自己能自惭、能有所痛楚……他们还会打仗,就为了能让彼此感受疼痛,没有仗可打他们就玩橄榄球,而我们的痛苦一直都在。直到……你绝经了,它是这世上最让人幸福的事。”钟娜认为,这其中的最后一句和柏拉图在《理想国》里的感叹:“男人不再有性欲之后,获得了巨大的解脱”,如同一幅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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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不愿意分享和性相关的经验

陷入困境之后,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们通常会以怎样的方式完成自我救赎呢?钟娜非常认同简·奥斯汀给的建议:结婚可以,但一定要是对的人。

钟娜以萨莉·鲁尼的第一部小说《聊天记录》为例,在这本书中,引用了美国诗人弗兰克·奥哈拉的诗:“在危机关头,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确认,我们应该去爱谁。”钟娜表示,鲁尼的《正常人》中,从玛丽安的几段感情经历中也可以看出,“什么样的情感关系是有毒的,什么是有益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一段好的感情关系都应当是两个人彼此赠予对方美德,哪怕最后没能在一起,双方仍然获得了成长。我们可以不结婚,可以不生子,但是人生如此漫长,不可以不爱人,不被人爱,不是吗?”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教育。在《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Educated)中,女孩来自大山里一个摩门教家庭,十七岁前从未踏入教室,如何一步步为自己争得教育的权利,最后考入剑桥,攻读历史博士学位。教育不仅重塑了她对世界的认识,还帮助她建立了相对稳固的自我,让她得以与原生家庭的负面力量进行对抗,最终挣脱它们的影响。类似的当然还有那不勒斯四部曲。

谈到这里,钟娜说,还有一个女性自救的途径,就是女性友谊,她自己也深受女性朋友的鼓舞和影响,并且从中获得很多快乐和慰藉。通过交谈,甚至只是存在,女性就可以充当彼此的参照系,知道自己经历过的别人也曾经历,并且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但钟娜注意到,中国女性不愿意分享和性相关的经验。因此,她在伊丽莎白·吉尔伯特所著的《女孩之城》中,读到薇薇安在姑姑剧团的舞女演员们的带领下,完成了性启蒙时,觉得非常新鲜,也非常让人愉快。

《女孩之城》,[美] 伊丽莎白·吉尔伯特著,姜小瑁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6月版。

写作也是女性自救的方式。比如《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书写成为夺回自我的方式。钟娜提到韩国作家韩江在《素食者》里写到的,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饱受失眠和噩梦的折磨,最后变成了一株植物,活生生凭借自我意志,决绝地掐断了自己和家庭乃至人类社会的联结。“这个变化本身其实是另一个困境的开始。从她开始拒绝吃肉起,她的家人和丈夫就开始从各个方面向她施压,试图扭转她的意志,最后甚至将她送至精神病院。她被迫为自己的叛逆和反抗付出了自由的代价。”钟娜认为,正因为此,有时候女性自救,她付出的可能是自己的血肉之躯的代价,像凤凰涅槃一样,十分让人唏嘘。


《素食者》,韩江著,千日译,漫遊者2016年4月版。

在现实生活中,PUA、性骚扰、传统观念的禁锢……等各种女性困境频繁成为社会热点。在钟娜看来,这正是因为人们开始注意到并且承认女性受到的痛苦,当然也和更多的女性受到教育、拥有经济实力有关。PUA和传统观念的禁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往往不直接施加身体暴力,而更多的是一种“洗脑”,一种对女性的自由意志的伤害和操纵。钟娜说,在悲剧发生之前,它们通常是隐形的,发生在聊天记录里、发生在紧闭的房门背后,因此不仅法律上难以定罪量刑,甚至还会有不少人为施害者辩护、对受害者评头论足,施行二次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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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女性自救的作品,

能帮助女性找到一个稳固可靠的参照系


那么,我们能从文学作品中得到哪些走出困境,避免困境的启示呢?第一点启示就是合法性。钟娜对此做出解释,“女性困境值得被讲述,值得被理解,男性读者和女性读者都可以从中获得同等乐趣和收获。如果有一些困境,我们无法向人倾诉,至少阅读女性困境和女性自救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安慰和鼓励。”同时,更为重要的一点,“这些描写女性自救之旅的作品,为女性困境提供了最鲜活最直观的定义和证据。语言为我们的经验提供形状,讲述则赋予它意义。”


“女性面临的困境之一,其实是家人、陌生人、网友、社会、法律不把你的困境当作困境。”钟娜提到自己曾经在某个科普不良PUA的帖子下面,看到一些留言在质疑受害的女性,认为是她们自己的问题,或认为她们在大惊小怪。钟娜指出,“这种拒绝承认女性困境的舆论环境,会导致女性对自己的情绪和经历产生怀疑,从而产生自我否定。而阅读女性自救的作品,能帮助女性找到一个稳固可靠的参照系,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再定义。”


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2020年)剧照。


钟娜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认为女性“自救”的意识来自对痛苦的感知,对现状的不满足,渴望改变现状的愿望。她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在有的地区,家长为了乞求下一胎得一个男孩,会给出生的女孩取名招娣、迎娣。“这个名字当然很不尊重,是一个让人不快、委屈、痛苦的名字。有这样一个女孩,她长大了,不喜欢这个名字,决定改名。听起来不是一件难事,但她却经历了来自家庭、权力机关的阻挠。”


“在这里,这个名字就是一个真实而可怕的困境。”钟娜说,名字具有社会功能,还具有象征意义,是个体的一部分。因此,女孩决定改名,就是一次自救。而想要“自救”,必须先建立一个“自我”。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讲述者:钟娜;整理:何安安;编辑:董牧孜;校对:王心。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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